TL;DR：
美国特朗普政府最新发布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及其配套行政令，标志着AI政策从风险规避转向“不惜一切代价”的创新与出口加速，旨在通过宽松监管、推动开源及强化出口能力，全面巩固其在全球AI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与中国展开更深层次的地缘科技竞争，预示着全球AI治理版图的重塑与产业链的深刻调整。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3日，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出《赢得竞赛：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Winning the Race: American’s AI Action Plan），并同步签署三项配套行政令，旨在以“击败中国”为核心目标，重塑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力。这份涵盖90余项政策建议的行动纲领，连同《促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的出口》、《加速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联邦许可》以及《防止联邦政府出现“觉醒”人工智能》三项行政命令，清晰勾勒出美国AI战略从审慎监管向激进创新与商业化加速的根本性转向，其深远影响将不仅限于技术创新本身，更将触及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商业生态与社会伦理的深层变迁。
政策转向：创新优先与“去监管化”浪潮
该《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最引人注目的转变在于其对AI监管哲学的根本颠覆。与拜登政府2023年10月旨在应对人工智能模型潜在风险（如网络武器、生化武器风险、算法偏见）的行政命令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政府的策略是优先化AI创新与应用，不惜一切代价移除潜在障碍。这包括撤销拜登时期的“护栏”，并指示商务部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修订AI风险管理框架，明确删除涉及“错误信息、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以及气候变化”的内容。1
这种“去监管化”的浪潮，直接针对的是过去两年间由政府和部分州试图建立的“繁重”AI监管。该计划甚至预示着联邦资金将倾向于那些没有颁布与特朗普政府政策相冲突的AI监管法规的州。从MIT Technology Review的视角来看，这种政策转变的核心是将技术进步的速度置于潜在风险之上，通过“加速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的联邦许可”等举措，为硅谷巨头和初创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创新空间。然而，Wired则可能对其潜在的社会影响提出批判性思考：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技术竞争中，_如欺诈、歧视、侵犯隐私和儿童性剥削等由AI引发的危害，是否被充分考量和防范？_这种监管真空可能带来创新上的短期优势，但长期而言，可能付出社会信任和公共利益受损的代价。
全球竞争新前线：开源AI与出口策略
此次行动计划对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坚定支持，揭示了其在地缘战略上的深刻洞察。计划指示美国商务部推动中小企业采用开放模型，降低实验门槛，扩大尖端工具的获取渠道。TechCrunch会敏锐地捕捉到，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策略，更是对全球AI“软实力”竞争的回应。
长期以来，美国领先企业如OpenAI倾向于开发封闭模型，虽然强大但成本高昂且封闭；而中国的DeepSeek R1、Kimi K2等开放模型，则专注于开发更小、更高效、更易部署的模型，并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可定制的本地化AI系统，赢得国际认可和影响力。1 特朗普政府显然认识到，开源模型能够为全球用户提供根据本地需求定制AI系统的机会，进而成为“人工智能捐助者”，与中国竞争国际影响力。
配套的《促进美国人工智能技术栈的出口》行政命令，进一步将这种洞察转化为具体的商业行动。它要求在90天内建立美国AI出口计划，支持“美国全栈AI出口包”的开发和部署，并调动联邦融资工具。这预示着美国将不仅仅出口芯片，更将系统性地推广其AI技术、软件、服务乃至解决方案，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生态系统出海。这对于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将面临不同技术体系和价值观的选择，也为美国科技公司在全球扩张提供了新的政府支持平台。
地缘科技博弈：出口管制与价值观输出
尽管强调出口和开放，该计划在对抗中国影响力方面仍保持着强硬姿态。在TechCrunch看来，特朗普政府7月中旬恢复英伟达H20芯片出口的决定，更像是一种策略性让步，其核心战略重心仍在收紧先进芯片限制，堵塞现有半导体制造出口管制的漏洞。同时，计划明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计算出口管制执法”，并研究由AI驱动的新型国家安全风险，例如网络攻击、化生放核武器开发等。
从Wired的哲学思辨角度来看，该计划的另一核心特征是将“美国价值观”融入AI模型，并以此作为对抗中国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武器。计划明确要求美国领先的AI模型应保护言论自由，“建立在美国价值观之上”，确保其系统“客观且不受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这里所谓的“意识形态偏见”似乎被定义为唯一需要规避的风险。1 更甚者，该计划公然抨击OECD、G7、G20等现有全球AI治理努力，认为它们“提倡繁琐的监管”、“宣扬与美国价值观不符的文化议程”或“受到中国企业的影响”。1
这种将技术与价值观深度绑定，并试图输出其AI治理范式的做法，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全球AI领域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地缘政治紧张。未来，全球AI标准和规范的制定，将不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博弈，更将是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价值观的碰撞。
未竟之局与深层挑战
尽管蓝图宏大，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实际影响力仍存在不确定性。约三分之一的建议行动没有确定牵头机构，所有任务均未提供实施时间表，也未明确是否会分配新的资金或资源。1 这可能导致计划的实施面临挑战，短期内，其主要效力将集中体现在三项配套行政命令上。
从社会影响评估的角度看，该计划对AI技术潜在的公共危害（如欺诈、歧视、侵犯隐私）缺乏明确保护承诺，这与目前全球主流AI治理框架所强调的负责任AI原则背道而驰。这种选择性的风险规避，可能在加速创新的同时，为社会公正和公民权利留下隐患。正如MIT Technology Review会关注的，一个缺乏足够“护栏”的AI发展路径，可能在追求国家竞争优势的同时，给社会带来不可逆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及其配套行政令，揭示了美国在AI战略上的深刻调整——从防御性规避风险转向进攻性加速创新与出口，以期在与中国的地缘科技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这一转变不仅将重塑美国国内的AI产业生态，也将深刻影响全球AI治理的走向、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国际技术合作的模式。未来，在追求技术霸权的同时，如何平衡创新与责任，将是美国乃至全球AI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