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DR：
在关于超级智能的辩论中，埃里克·施密特预见其三年内到来并重塑全球权力与财富，而李飞飞则强调AI在创造性智能上的根本不足，并致力于通过“世界模型”重构现实。这场争论不仅关乎AI的定义与能力边界，更深层地探讨了技术进步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均、人类角色定位的哲学困境，以及我们如何在技术洪流中保持主动性。
2025年10月29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场全球领袖峰会上，人工智能领域的两位思想巨擘——斯坦福AI实验室创始人李飞飞与前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展开了一场关于“超级智能”未来的激辩。这场对话并非简单的未来畅想，而是围绕AI极限、财富重构与人类命运的真实交锋，揭示了AI时代我们面临的技术、商业、社会与哲学层面的多重挑战与机遇。施密特激进预测超级智能三年内将至，李飞飞则冷静反问AI能否成为牛顿，其核心分歧不仅在于时间线，更在于对“智能”本质的不同理解和对未来社会影响的深远考量。
红线与幻象：超级智能的定义之争
施密特将超级智能定义为“比地球上所有人类加在一起还要聪明的存在”，一种“总和级别的智慧”1。在他看来，这不再是“会不会来”，而是“多快到来”，并大胆预测三到四年内可能实现。这种观点侧重于AI能力的“堆积效应”：当知识量和处理能力累积到极致，智能便会自然涌现并超越人类。
然而，李飞飞对此提出了深刻质疑。她认为，尽管AI在掌握多语言、处理海量信息等特定能力上已超越人类，但真正的智能远非如此。她的核心反问是：“AI能成为牛顿、爱因斯坦或毕加索吗？”1这直指AI目前缺乏的**“创造力起点”**——在混沌中发现规律、提出全新问题、进行跨领域联想和“顿悟”的能力。她指出，即使将1902年所有的科学知识输入AI，它也无法自主推导出相对论；给予AI所有行星数据，它也无法像牛顿一样发现万有引力1。现阶段的AI，在进行复杂推理时，无法像人类那样进行自我反馈和连续推导，它更像一个高效的“超级助理”，而非能洞察未知的“先知”。
“人类最了不起的能力，是能提出别人没问过的问题。”——李飞飞1
这场定义之争并非空谈，它决定了我们是在创造一个高级“工具”，还是在孕育一个可能重塑物种定义，甚至威胁人类主导地位的“新物种”1。施密特坚信技术突破将迅速跨越那条线，而李飞飞则警示我们，切勿过早自满于对智能本质的理解。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AI在某些特定任务上表现卓越，但在数学竞赛、视觉常识推理等更复杂的任务上仍落后于人类，其研发基准测试的挑战性也在不断增加2。这表明，对通用智能或超级智能的路径，学界和业界仍存在巨大分歧。
效率的悖论：AI经济红利与财富虹吸效应
如果超级智能真的来临，其带来的财富将如何分配？主持人提出了“后稀缺社会”的可能性，即AI普及后医疗、教育等服务免费化。但施密特泼了一盆冷水：“这是个非常美好的想法，但现实可能没那么平均。”1他直言AI带来的好处很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源于经济学中的“网络效应”：越早部署、越有资源的一方，越容易将优势转化为垄断。
AI能够显著提升效率，无论是沙特石油网络的优化，还是药物开发的加速，都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收益。然而，施密特指出，这些收益将集中于少数国家、公司和资本持有者。李飞飞也认同效率提升，但她强调：“效率不等于共同繁荣。”她提醒，技术本身并不会主动解决分配问题1。拥有购买力和使用能力成为享受AI红利的真正门槛。
《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也揭示了类似的趋势：尽管生成式AI的私人投资额呈井喷式增长（2023年增长9倍）2，但AI领域的整体私人投资却有所下降。同时，AI模型的训练成本持续攀升，如OpenAI的GPT-4训练成本高达7800万美元，谷歌Gemini更是达到1.91亿美元2，这使得AI的前沿研究和应用成为资本密集型游戏。这些都加剧了资源向头部集中。施密特点名非洲面临被AI革命远远甩开的风险，而即使是欧洲国家，也因能源和资金问题难以负担AI数据中心的建设。这要求各国必须投资人才、技术和教育生态，而非坐等红利。AI不送福利，唯有主动参与才能受益，不行动者将被时代远远抛下。
人类角色再定位：搭档、主导与能动性
AI能力边界的拓展，也必然引发对人类在未来世界中角色的重新审视。如果AI能完成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经济决策甚至艺术创作，人类还剩下什么？
施密特持“人类和AI组成搭档组合”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强大在于人类与AI的协同，而非AI的单打独斗1。他以F1赛车为例：即使机器人能开得更快，人类依然渴望看到真人挑战极限，因为人类的好奇心、审美和创造冲动是不可替代的。他甚至预见未来可能出现人类与AI协同完成任务的比赛，而非纯粹的机器竞技。
李飞飞则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情绪和更清晰的底线：“我非常担心，在超级智能的讨论中，我们会忘记人类的价值。”她强调了**“尊严和能动性”**这两个关键词，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人类都必须始终是世界的中心，不能被边缘化1。即使AI再聪明、再全面，决定权也必须握在人手里。这触及了哲学层面的核心：谁来定义未来？是AI，还是我们自己？这与《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中提及的AI引发社会负面情绪和伦理问题相呼应，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对AI发展不乐观的受访者比例大幅上升，多国也正在积极推动AI监管立法，以应对数据隐私、算法偏见和虚假信息等挑战2。
空间智能的崛起：AI构建现实的下一前沿
在对超级智能的宏大辩论之外，李飞飞正通过具体实践探索AI进入我们生活的形态，这正是她创立的World Labs公司所关注的“世界模型”领域。针对“未来是否都搬进虚拟世界”的提问，李飞飞肯定地回答：“是的，我们未来的生活，会更像一个多元宇宙。不是离开现实，而是现实和虚拟会完全混在一起。”1
World Labs致力于构建大型世界模型，专注训练AI理解空间、物理和交互，如同人类的空间智能一般。其最新成果RTFM（Real-Time Frame Model）能够实时生成3D场景，并记忆自己构建的世界1。这超越了传统的语言模型，将AI从“回答者”进化为“构建者”，最终可能成为**“世界的重组者”**。
这种“世界模型”的应用场景广阔而深远：
- 医疗手术训练：医生可在AI构建的虚拟手术空间中反复演练，降低真实手术风险。
- 教育场景：学生能“走进”AI生成的古代城市，沉浸式学习历史。
- 城市规划：建筑师可在AI中预演新城区的各项功能，优化设计。
这并非逃避现实，而是通过AI的力量重新建构现实。施密特也认同这一方向，甚至预测未来AI可能自主推动物理世界的转型，例如“自己设计一种新方式来获取更多能源”1。这代表了AI从认知智能向具身智能的重要跃迁，与《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中多模态AI和AI推动科学技术突破的趋势不谋而合2。它预示着一个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深度融合的未来，AI将不仅处理信息，更能塑造我们的生活环境和体验。
结语：参与者抑或旁观者？
李飞飞与施密特关于超级智能“3年内到来”与“远未开始”的争议，本质上是关于AI能力边界、人类中心地位以及未来主导权的根本性分歧。这不仅关乎技术发展速度的预判，更涉及对智能本质的哲学拷问、对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层影响。
从技术层面看，虽然大模型的涌现能力令人惊叹，但其在复杂推理、原创性发现和跨领域联想上的局限性依然明显，正如李飞飞所言，AI还无法提出“别人没问过的问题”。从商业和经济视角，AI带来的效率红利无疑是巨大的，但其“网络效应”和高昂的训练成本正加剧全球财富和技术能力的集中化，对落后地区和国家构成严峻挑战。从社会和伦理层面，人类如何保持尊严和能动性，确保AI作为工具而非主宰，以及如何构建公平合理的AI治理体系，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宏大命题。
无论超级智能何时到来，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们正站在一个技术、社会和哲学交汇的转折点。人工智能正从文字处理进化到世界构建，从回答问题进化到重塑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是选择被动旁观，还是主动参与，投资于人才、技术和生态，将决定我们能否在新纪元中把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