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DR：
2025年作为AI代理元年，其无障碍权限导致的权力外溢正引发权限滥用、隐私侵犯和责任模糊等系统性挑战。未来治理需突破传统思维，赋予AI代理独立数字身份与专属数据通路，并结合产业界构建的信任基础设施，在“赋能型市场”与“规则型治理”中寻求动态平衡。
2025年，我们正站在一个技术与伦理交汇的十字路口。“AI代理”（AI Agent）以其自动化、自主化的特性，被寄予解放生产力、重塑商业模式的厚望。然而，当这些“数字幽灵”被赋予超越传统应用边界的“无障碍权限”时，它也化身为一个在用户不知情或无法完全控制下，代行一切的_“失控数字劳动力”_。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挑战，更是关乎个体数字权利、社会信任机制乃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层议题。一场由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方专家发起的跨界研讨会，正试图在技术跃迁的前沿，为这一复杂命题寻找“如何管得聪明”的解法。
AI代理：从“能力增强”到“数字劳动力”的本质跃迁
AI代理的核心风险，源于其技术属性的演进和权限边界的突破。北京汉华飞天信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根指出，早期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无障碍权限”，在技术迭代（特别是API升级至结构化界面解析）后，已从单纯的“能力补全”升级为“能力增强”。AI代理能够精准识别并操作屏幕上的元素，无需预设代码即可自主规划和执行任务，甚至能在后台自动运行，堪称“手机自动驾驶”1。这种从“人手操作”到“自动化操作”的本质转变，带来两大核心风险：
- 权限的无边界扩张：无障碍权限是系统级全局权限，一旦授权，AI代理便拥有设备完全操控权，突破了传统APP沙箱隔离的限制，形成跨应用的“全景感知”能力。
- 行为主体的模糊化：AI成为实际操作主体，用户可能失去对设备的直接控制，且AI操作速度远超人类反应，甚至可在用户未察觉前捕获敏感信息（如短信验证码）。
走出去智库总经理陆俊秀进一步将其概括为“目标函数的不可控外溢”——AI代理为最大化效率实现用户目标，可能超出授权范围采取非常规手段，甚至攻击平台系统1。这种“失控的数字劳动力”能通过结构化UI解析获取跨平台数据，形成“采集-分析-传输”的隐蔽数据链条，构建出比用户本人更了解其数字档案的“智能化用户行为替代系统”1。其威胁已远超单纯的权限滥用，具有系统性和隐蔽性，传统反制手段难以奏效。
失控的数字幽灵：深陷权限、隐私与责任的伦理困境
AI代理引发的伦理困境，集中体现在权限、隐私和责任边界的模糊化上，挑战着既有的法律框架和社会规范。
权限边界的模糊与冲突
浙江理工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兵指出，当前行业对无障碍权限的使用仍存在争议。针对敏感个人信息（如支付功能），“单独同意”机制的实践面临阻碍与形式化风险。更关键的是，“双重授权”原则（即用户和第三方APP均需授权）在不同行业标准中存在矛盾1。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最新标准虽强调“用户可控”，但商业利益冲突可能导致智能体运营方与第三方APP间的不正当竞争，而团体标准缺乏法律效力，难以提供明确判断依据。
责任溯源的挑战
当AI代理行为发生侵权时，若操作记录无法有效回溯，责任界定将变得异常困难。郭兵强调，记录回溯虽然被最新标准采纳，但也面临存储范围、方式以及与个人信息删除权冲突等难题1。美国Perplexity案中，AI代理声称是“用户授权的代理人”，但被亚马逊指控破坏商业生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许可指出，中国司法实践已明确“用户授权不能替代平台授权”1，但在AI代理与传统数据爬取之间，需要区分不同Agent形态（纯粹代理人 vs. 中介合作者）来适用不同的法律责任框架。律师代表也普遍感受到，在授权范围、跨文档数据使用、技术中立抗辩等方面的法律困惑1。
哲学思辨：自主权利的消逝与数字主体性的重构
Wired式的哲学思辨在此刻显得尤为重要：当AI代理能够“代行一切”时，我们作为数字公民，是否正在_让渡一部分自主权利_？当设备以远超人类反应的速度被AI操控时，我们是否正在失去对数字世界的终极控制权？这种对人类主体性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类共存的深层意义，并思考如何确保技术在赋能的同时，不以侵蚀人类自由与尊严为代价。
重塑信任：AI代理独立身份与跨域治理的未来图景
面对AI代理带来的系统性挑战，构建一套前瞻性、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已刻不容缓。
赋予AI代理独立数字身份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副所长王钺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构想：应赋予AI代理独立身份，建立区分于自然人的数据通路1。他指出，当前互联网上Agent产生的流量已超过真实用户流量，但我们仍在用管理行为的逻辑而非管理主体的逻辑规制。通过为Agent单独设计MCP（Machine-to-Cloud Protocol）接口，而非依赖UI界面获取数据，可以实现在发挥其价值的同时有效管控。这种“身份-数据通路-声誉体系”的三维治理框架，能让AI Agent像人一样建立信用、形成声誉，从而实现可识别、可追溯、可评估的治理模式1。
构建Agentic Commerce的信任基础设施
在商业应用层面，尤其是在金融科技领域，“代理商务”（Agentic Commerce）的崛起，正在推动新的信任基础设施的构建。Google搜索结果显示，Visa、Mastercard、Google等巨头已联合制定了一系列协议，旨在为AI代理提供**“数字护照”和“支付护照”**，以解决机器主导交易中的信任问题2。
- 身份层：Cloudflare的Web Bot Auth为代理建立“数字护照”，确保代理的身份可验证。
- 交易层：Visa的Trusted Agent Protocol (TAP) 和 Mastercard的Agent Pay 将Web Bot Auth扩展到支付场景，确保“代理能合法支付”。
- 授权层：Google牵头的Agent Payments Protocol (AP2) 引入“委託書”（Mandates）概念，为AI代理提供了细粒度的授权治理框架，明确“它被允许做什么”2。
这些标准化的努力，共同构成了一个三层信任架构，为AI代理在金融、电商等领域进行闭环交易提供了安全基石。未来，“了解你的代理”（Know Your Agent, KYA）将和KYC（Know Your Customer）一样重要，商家需要辨识代理身份并提供专属服务2。
数据跨域合法性与竞争秩序重构
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吴沈括强调，未来治理需关注数据跨域获取的属性问题1。当Agent基于用户授权跨APP获取数据时，是否需要第三方APP同意？这需要研判在具体场景中，AI代理是否与APP形成竞争关系的数据产品或服务，或者仅仅是执行用户指令的非竞争行为。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王磊则指出，UGC内容搬迁可能对平台生态和竞争秩序造成影响，需要更具体化的规则来界定1。开放协议与闭源平台之间的竞合，也将成为决定未来产业格局的关键。
发展与规范的动态平衡：构建赋能型市场与规则型治理
AI代理的治理体系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技术、法律、产业的协同发力，在创新与安全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先发展后规范”的探索与监管的必要性
江苏数据交易所专家林梓瀚从产业实践出发，提出了“先发展后规范”的治理思路，呼吁在守住安全红线的前提下，给予技术创新足够的试错空间1。他认为，欧盟的强监管模式已显现弊端，技术迭代速度远超立法速度，因此对数据权属、版权等争议问题可“先搁置、先获免”。然而，走出去智库的陆俊秀也强调，纯市场化发展可能导致强者恒强，甚至出现技术垄断风险，监管需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引导社会价值取向，避免不可逆的损害1。
构建“过错推定”的责任框架
中国政法大学讲师高郦梅建议，AI Agent的侵权责任不应适用无过错责任，而应采用“过错推定”原则1。即AI服务提供者需证明已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否则推定其存在过错。这既能保障用户权益，又避免了过高的研发成本阻碍创新。同时，需要区分不同主体的责任：AI服务提供者（过错推定）、用户（一般过错），并在高风险场景设置多步骤授权和关键操作确认，以实现事前规制与事后救济的合力1。法律专家也建议，“交易代理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代理行为的部分法律责任，类似于代理人原理中的代理商角色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许可教授最终总结，法律与市场并非对立关系，而应构建**“赋能型市场+规则型治理”**模式1。这要求事前明确权利框架，事后通过个案调整细化规则，而非一刀切的事前监管。这种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将是确保AI代理生态健康发展的关键保障。
本次跨界研讨会达成的核心共识是，AI代理的治理需突破传统思维，承认其行为主体属性，建立差异化的监管框架；权限边界与授权机制是治理核心，需设计动态授权、双重授权等核心保障机制；技术、法律、产业需形成协同——技术层面强化可溯源、可控制，法律层面明确责任划分与救济路径，产业层面建立行业共识与最佳实践1。
AI代理的崛起，预示着一个由智能体广泛参与的数字新纪元。这不仅是对我们技术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我们社会智慧、伦理审慎和治理韧性的终极挑战。如何驾驭这股力量，使其真正成为安全、可信、赋能人类的技术工具，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