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DR：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元老派”学者，郭毅可将生成式AI视为人类文明的“副脑”，认为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获取知识转向与机器的深度沟通。他以坚定的现实主义姿态指出，面对AI的“全知”，人类不应担忧精神萎缩，而应通过与机器的博弈实现认知的跨越式进化。
1944年，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中勾勒了一个近乎绝望的隐喻：当图书馆藏有所有可能的文字组合，真理便被淹没在无限的噪声之中。八十年后，当生成式AI以0.1秒的速度吐出任何问题的答案，这个文学隐喻正在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的办公桌前，变成一个紧迫的现实命题。
在高山书院十周年的现场，身兼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等多重头衔的郭毅可，并没有展现出顶级科学家常见的冰冷逻辑。相反，这位自20世纪80年代便在清华大学开启人工智能研究的“元老”，在谈及算法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冲击时，透出一种《名利场》式的人物厚度：既有对技术迭代的绝对冷静，又有一种近乎浪漫的、对人类主体性的捍卫。
走出“巴别图书馆”的幻象
当大众还在惊叹于大模型的“无所不知”时，郭毅可早已看穿了这种“全知”的本质。在他看来，大模型并非神谕，而是对人类共识的极致压缩。
“知识是一种具有共识性的认知，而共识本身是一个统计学概念。”郭毅可坐在沙发里，语调平稳而透彻。他认为，当AI通过统计学寻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的答案，人类传统的“记忆型”知识体系正在坍塌。1
“现在，关键问题变成了‘retrieval’（获取）——如何获取你想要的东西。而这取决于‘你想要什么’以及‘你为什么想要它’。”
这种视角的转变，将人类从知识的“搬运工”推向了“策展人”的位置。他并不担心人类会因为不再记忆而萎缩，正如我们不再打算盘却学会了编程，这种能力的迁移在他眼中是物种进化的必然路径。
沟通：未来唯一的护城河
在郭毅可的人物画像中，最鲜明的一笔是他对“提问”与“交流”的重新定义。他敏锐地捕捉到，在生成式AI时代，单次的问题投喂已经失效，真正的智力博弈发生在多轮的对话中。
“最精彩的并非一次性的问题，而是在多轮对话中，不断提升对信息和知识的精度要求。”他强调，与AI的交流能力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生存技能。这不仅仅是技术性的Prompt Engineering，而是一种深层次的逻辑碰撞。1
他推崇一种“正确地使用AI”的方式：将其视为一个知识渊博但并非无懈可击的伙伴。在这种视角下，AI的“幻觉”不再是技术的瑕疵，而是对人类怀疑精神的召唤。
“正因为知道对方是机器，我们反而更能产生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这会让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更懒。”
这种观点具有典型的“郭氏色彩”：不回避技术缺陷，反而将其转化为人类进化的磨刀石。
“机器的情感，是人类感知出来的”
对于那个让无数文学家与哲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AI是否有情感”，郭毅可给出了一个极具Barbara Walters式共情深度却又冷峻的回答。
他不信奉“碳基生物独享情感”的教条。在他看来，情感并非某种不可捉摸的灵魂火花，而是一种交互中的反馈。“情感是被感知的。当你觉得和它说话舒服了，情感不就出来了吗？”1
这种实用主义背后，隐藏着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解构。他认为，如果人类能造出机器，就没有理由认为机器无法拥有人类所拥有的特质。这种开放的心态，让他能够跨越学科的鸿沟，推动AI与艺术、音乐及教育的深度融合。
他眼中的未来，不再是“百模大战”式的算力内耗，而是研究、制造与应用各司其职的成熟生态。他直言不讳地将单纯追求参数规模的竞争称为“愚蠢”，认为技术的泡沫终将破裂，留下的是效率的迭代。1
悲观无用，唯有进化
在专访的末尾，话题回到了最初的“精神荒芜”。面对可能的敌意与失控，郭毅可展现出一种清醒的乐观。
“悲观有用吗？没有用。”这不仅是一个科学家的立场，更像是一位智者的处世哲学。他认为AI带来的“敌意”本质上是人类自身敌意的镜像。1 如果AI的威胁能促使人类学会消除彼此的敌意，那这反而成为了技术赋予文明的另一种救赎。
这位曾见证了人工智能寒冬与酷暑的学者，正站在学术与行政的交汇点上，试图引领一所大学乃至一个时代去适应这种“人机混居”的新常态。在他看来，人类文明的灯火不会因为AI的强大而熄灭，只要我们保持那种“不断进化自己”的渴望。
在博尔赫斯的图书馆里，旅行者或许会绝望；但在郭毅可的视野中，只要人类还握有提问的权利，那片精神的荒原便总能开出新的智慧之花。